这些时刻逐渐拉长为几个小时和几天，直到她不再激动，进入一种默认状态。她麻木不仁地注视着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公事，就象一个野蛮人一样，看着那些毫无意义的文明进程在自己身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她开始认为，她自己是这种常规中的一部分，就象轮子的幅条，随着轮子的运转而运转。她感觉自己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物体，就象她所处的这间房子里的家具一样，和椅子、桌子一起给蒙上灰尘，被推来攘去，并在朋友们的恳求和医生“换个环境”的劝告面前无动于衷。她已被这种逐渐加深的冷漠心态牢牢地控制在林格这里，她的朋友们猜想，她拒绝搬家是给一种信念所鼓舞，也就是说，她期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她的丈夫会重新回到这个他曾经离开过的地方。这种想象中的等候状态使一段美丽的传说开始产生，但事实上，玛丽并没有这样的信念。极度的痛苦紧紧地包围着她，使她看不到哪怕是一丝一线的希望之光。她确信波耶尼不会再回来了，他从她的视线里完全消失了，仿佛那天上门拜访的是死神而不是一个陌生先生似的。她甚至不再理会报纸、警署就波耶尼失踪一案所提出的种种猜测，她自己也不再为他的失踪而焦躁不安。在对生活的极度厌倦中，她的思想开始从轮番上阵的各种恐惧中挣脱出来，坦然地接受了这样一个明白无误的、简单的事实：他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