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卢格19世纪20年代早期的背叛行动，到他在1830年法国大革命中的文章中称自己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并把世界历史描述成为“永恒的反抗侵占自由的斗争史”[16]，再到他19世纪40年代的激进立场，都是必要的连续。可以肯定，卢格的古典主义和他对新教的理性主义的坚持，都于19世纪30年代早期在他读到黑格尔的时候被改变。但是我们不能对这些早期的腔调继续置若罔闻，即便是卢格最为重视的黑格尔的著作。卢格比起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特劳斯这些黑格尔哲学的新生者来说，在更大程度上折中地吸取了启蒙运动和德国唯心主义的养分。当他在三十多岁第一次认真地研究黑格尔的时候，他已经阅读和经历了很多，这都有助于他的观点的形成。这方面的研究表明，卢格和许多其他的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过于依赖意象的转换去描述与黑格尔主义的相遇时显得谨小慎微。意象的转换不仅仅直接使黑格尔思想的理性吸引力具有了情感特权，同时也排除了对其他知识传统的持续性影响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