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姨奶奶收到一封简短的回信，信封上写的是姨奶奶的名字收，信却是写给我的。朵拉非常悲哀，当她的朋友问要不要向我致意时，她只是哭个不停地说：“哦，亲爱的爸爸！哦，可怜的爸爸！”可她并没说不要。于是，我便尽情把这一点想得很美好。
约金斯先生出事以来一直在诺伍德，几天后才来到事务所。他和提菲关起门密谈了一会儿后，提菲就打开门往外看，向我招手，叫我进去。
“哦！”约金斯先生说道，“科波菲尔先生，提菲先生和我正在检点死者的书桌、抽屉，以及其它类似放东西的地方，想把他的私人文件封存起，也想找一张遗嘱。我们在什么地方都找过了，却一点踪迹也没发现。如果你愿意，不妨帮我们找找。”
我正很想知道，对于我的朵拉是如何安排的——比方由谁监护，等等——而这正是探知那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于是我们马上开始寻找。约金斯先生打开了所有的抽屉和书桌，我们拿出了所有的文件。我们把事务所的文件放在一边，把私人的文件放在另一边，后者并不太多。我们的态度很严肃；每看到一件小的日常饰物，或笔盒、或戒指、或任何令我们马上想起斯宾罗先生的小物品时，我们就放低了说话的声音。
我们已经封了几个包裹，仍然安安静静地在扬起的灰尘中工作。这时，约金斯先生用一点也没变的口气谈起他已故的合伙人道：“要让斯宾罗先生脱离常轨行事可不容易。你们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吧！我认为他就没有立过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