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汉族士人视入藏为畏途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批的番僧涌入中原汉地，史载“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当非纯属夸张不实之辞。因此，番僧在内地的活动是蒙藏及汉藏关系史上极其重要的内容。汉族士人对番僧在朝廷内外各种言行的记述，特别是对番僧在元朝宫廷内外传播的秘密戒法的抨击，无疑有出自文化偏见的成分，也带着已经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的汉族士人对遭受来自另一个异族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压迫、打击所激起的强烈的民族情绪。番僧在朝廷中的得志，番僧所传秘密戒法在朝中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汉族士人从文化上进行反征服、变夷狄统治为孔孟之治，将异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最终纳入华夏正朔的艰苦尝试的失败。[111]是故，汉族士人对番僧的行为及其所传教法的评价显然有失偏颇，特别是将番僧所传秘密戒法完全视为祸国殃民之妖术，将元朝骤亡的祸根全推到几个番僧的头上，委实有失公允。遗憾的是，汉族士人为番僧留下的这种妖僧与恶僧形象不但通过穆斯林作家拉施特的《史集》和《马可波罗游记》等书传到了中国以外的地区，而且亦一直在元以后的汉族文学作品中得到进一步的戏剧化和形象化，其流风余绪直到今天恐也未被彻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