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乾隆帝）训政称上皇。一日早朝已罢，传召和珅入对。珅至，则上皇南面坐，仁宗（嘉庆帝）西向坐一小杌。珅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久之忽启目曰：“其人姓名为何？”珅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上复闭目，诵不辍。移时挥出，不更问。仁宗大愕。越翌日，密诏珅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云何？汝所对作何解？”珅曰：“上皇所诵为西域秘密咒。诵之，则所恶之人虽在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以此二人名对也。”[75]
而更让人好笑的是，满清时代真正的萨蛮巫师竟亦将喇嘛视为同类，他们一方面从藏传佛教中吸收养分，如将喇嘛们时时念诵的“六字真言”作为其自己行法时所用的咒语，另一方面却将喇嘛们当作自己的竞争对手，一再向其挑战以求一决高下。[76]可见，藏传佛教于满清一代亦多半被视为方伎。这种倾向可谓根深蒂固，流风余绪绵绵不息。[77]
就在人们对“喇嘛教”这一名称所蕴含的负面涵义和对汉文化传统中对藏传佛教的误解和歪曲开始有所警觉，因而提议将“喇嘛教”改正为“藏传佛教”或“西藏佛教”之时，马建的《亮出》再次给“喇嘛教”这一名称做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注脚。它重新唤醒了人们对历史上有关“喇嘛教”之种种荒诞和不堪的故事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