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延寿之叙次《列传》，先以魏宗室诸王，次以魏臣，又次以齐宗室，及齐臣，下逮周、隋，莫不皆然。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断分明。乃独于一二高门，自乱其例，深所未安。至于杨素父子，有关隋室兴亡，以其系出宏农，遂附见魏臣《杨敷传》后。又魏收及魏长贤诸人，本非父子兄弟，以其同为魏姓，遂合为一卷，尤为舛迕。观延寿《叙例》，凡累代相承者皆谓之家传。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于国史哉。[38]
上述对于家传体例的解释是准确的。不过，四库馆臣激烈反对李延寿采用这种体例，所以接着就声称：
惟其以姓为类，分卷无法。《南史》以王、谢分支，《北史》亦以崔、卢系派。故家世族，一例连书。览其姓名，则同为父子；稽其朝代，则各有君臣。参错混淆，殆难辨别。
究其深为不满的根本原因，在于家传体例是为“故家世族”服务的。
李延寿的用心的确如此，因为还能提出两条证据作为佐证。其一，北魏最著名的汉族大臣崔浩和李沖的传记，在《魏书》中单独列于第35卷和第53卷；但是在《北史》中它们被收入21卷和100卷，分别附于崔宏和李暠名下。《魏书》那样做的效果凸显了个人，《北史》这样做则意在光宗耀祖。其二，如上节所述，在编撰《北史》时被李延寿删除的内容，主要是八书本纪中的诏令与册文；被李延寿削减的内容，则是八书列传中的奏议或敕文。这些文字大多与各国政令密切相关，删除或削减后会有损对政治制度的理解，却毫不影响对“故家世族”的彰显。